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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級別:獨家授權與委托   作品類別:國際論文網-法學政治論文   會員:suyu   閱讀: 次   編輯評分: 3
投稿時間:2019/11/13 11:14:23     最新修改:2019/11/13 11:14:23     來源:小品大全網http://www.xiaopindaquan.com/ 
論文名:《當代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現狀與前景展望》
(原創劇本網)作者:金太軍
中國國際劇本網論文創作室專業代寫各種論文,代發各類論文。 QQ:719251535

    當代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現狀與前景展望

    政治學既是一門歷史悠久的社會科學基礎學科,又是一門以研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應用性學科,對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有重大價值。因此,政治學在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實際上,在歐美各國,政治學已發展成一門理論成熟、體系完整的獨立學科。

    就現代中國而言,本世紀前40年曾開展過以引進和介紹西方政治理論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時的政治學畢竟未能擺脫西方政治學的窠臼,嚴格來說,學科性質的中國政治學并未形成。而新中國建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政治學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學的教學和研究也隨之而中斷。直到20年前政治學在改革開放這一大的時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發展,其研究成果燦然可睹。本文擬對這20年中政治學的發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簡要總結,著重對其未來發展提出若干建設性意見,以推動中國政治學和中國政治的跨世紀發展。

    一、中國政治學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特別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確提出“政治學要補課”以來,短短的20年中,中國政治學就經歷了恢復和發展這兩個歷史階段,其間雖多有曲折甚至反復,但成就十分顯著:

    首先,開展了政治學理論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國政治學的學科體系。中國政治學在恢復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教育學科體系特別是科學社會主義學科體系為起點,甚至為基本框架的,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學原理”教材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沒有多少區別,缺乏鮮明的學科特色。為改變這一狀況,政治學界付出了艱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學者開始以政治學的理論邏輯和范疇體系思考政治學問題,出現了一批以《權力政治學》(李景鵬,1993)、《政治學基礎》(王浦劬等,1995)、《政治學原理》(汪錫奎等,1997)等為代表的政治學力作。中國政治學開始形成相當獨立、自成體系的范疇體系。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的學科地位已經無可動搖地確立下來,社會科學界已經普遍認同政治學具有自己獨特的范疇、理論和方法,具有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作用和價值。

    其次,大量引進國外特別是西方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西方政治學發展的歷史和社會基礎決定了西方政治學在世界政治學發展中處于領先地位,對處于初建階段的中國政治學而言,西方政治學中無疑包含許多值得借鑒之處。有鑒于此,中國政治學界80年代以來翻譯了大量西方政治學名著名篇,并對西方特別是現代西方政治學理論、方法如政治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系統理論、政治團體理論、政治精英理論、政治溝通理論和政治文化、政治發展等理論與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多元主義、社群主義、法團主義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與研究。這些工作為初創時期的中國政治學學科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學術營養和推動力量,也為其進一步繁榮發展奠定了必要基礎。

    第三,拓寬了政治學研究領域和方法。中國政治學恢復和發展的20年,也就是中國政治學理論體系不斷充實、豐富,學科領域不斷拓展的20年。這種拓展和豐富又表現在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從廣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獵政治學的一些新興學科、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如政治文化學、政治發展學、政治社會學、政治心理學、政治傳播學、生態政治學等;從深度上看,則是對一些傳統的政治學研究領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學進行細化和縱深研究。如對行政學研究細化為行政學原理、比較行政學、行政制度、區域行政、部門行政、層級行政等等。與政治學研究領域的拓展相關聯的是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多樣化,除傳統的規范研究方法,如階級分析法、價值分析法、歷史分析法、機構制度分析法以外,也開始運用現代實證研究方法,如社會學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團體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經濟學研究方法(如理性選擇分析、博奕——聯盟理論、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學研究方法、政治行為研究方法等,對政治生活中的微觀現象如個人或集團的政治行為進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性和學術水準。

    第四,愈來愈注重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從而確立了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根本生長點和立足點。中國政治學在重視學科建設和體系建構的同時,逐漸加大對中國現實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別是對政治發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發展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辯證關系;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關系;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的關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征與內涵;中國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發展中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強化中央權威與合理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中國民主政治;政治體制改革的權力結構調整與制度創新;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方法、步驟和突破口;依法治國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轉變,等等。雖然從總體上講,政治學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回答還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學對這些理論問題的研究,對當代中國政治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和方法論指導。

    在肯定中國政治學20年的發展成就的同時,也應對存在的不足有足夠清醒的認識。毋庸諱言,政治學自恢復以來的發展,不僅遠遜于經濟學,而且與同時恢復的法學、社會學等學科日新月異的發展相比,也顯得緩慢遲滯,后勁不足。

    在研究內容上,還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論問題沒有得到科學的回答和解決,政治學基礎研究還比較薄弱,對政治學的一些基本范疇及其內在的邏輯聯系,如政治、權力、民主、國家、共和、憲政等,還缺乏深層次的理論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對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關注還不夠全面和深入,有許多應由政治學回答的問題,政治學沒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問題是政治學中非常重要的問題,中國又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但對民族政治問題的研究則很薄弱,迄今尚無一本《民族政治學》的專著問世。此外,政治學研究中的“兩張皮”現象仍較普遍,或者以政治價值裁剪政治事實,或使政治研究僅停留在制度表面,無法深入。造成此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學研究隊伍以學者型為主,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的政務型人員很少,學者和政務人員的分割非常厲害,缺乏應有的溝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學研究對研究方法的創新重視不夠,政治學方法論研究缺乏中國特色、時代特色和學科特色,仍未能實現從“應然”研究方法向“實然”研究方法、靜態研究方法向動態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轉變(注:參見李景鵬:《論權力分析在政治學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因而,從總體上講,政治學的研究方法還不夠豐富。

    在研究的學術性上,政治學研究的總體學術水準和科學性還較低,缺乏現實感和原創性。如對國外政治學發展的研究,基本上還停留在客觀介紹上,甚至還存在著“食洋不化”的問題,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鑒為我所用。因此,中國政治學亟需在學科建設上取得新的突破和進展。

    二、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前瞻

    面對著世紀之交的中國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和轉型,政治學同樣處在不進則退的學科調整和創新的轉折關頭,它能否從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上,適應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既充分考慮到中國政治學本身發展的現狀及其內在的發展趨勢,同時也充分考慮到中國社會和政治發展的總體走向,將直接關系到政治學研究能否走向繁榮興旺,能否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為此,中國政治學界至少應在以下幾方面做出艱苦的努力。

    首先,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必須把政治性與學術性有機結合起來。

    所謂政治學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學必須根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這一命題包含著兩方面的涵義:其一,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政治學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社會政治生活在理論形態上的反映、結晶和升華,它必須也應該與政治生活密切相關,及時地觀察和研究政治現象變化、發展的過程,解決社會存在的現實政治問題。與實際的政治生活相脫離的政治學,只能成為一種空洞的抽象物而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和應有活力。其二,政治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會上層建筑中意識形態領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會生活具有更為鮮明的階級性,“更牽涉到統治階級的利益”(注:《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頁。),因此,政治學比其他學科更直接、更集中地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或者說,主導政治學各種理論、思潮變化、興衰、沉浮的因素,歸根到底是政治發展規律,簡言之是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

    就中國而言,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給我國的政治學提出了許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確解決的重大新課題,如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標模式、外部條件、系統體制、結構機能、法律形式、具體政策和管理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主要任務、突破口和重點、途徑、步驟和方法等等。這就要求政治學研究必須面向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特別是貼近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實際,圍繞著上述各種重大的現實政治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的開拓性研究,為黨和政府的決策提供及時、科學而富有成效的理論依據和對策建議,為此要克服以下三種錯誤傾向:一是從馬克思主義原著中尋求新時期中國政治發展的現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條主義地拿著某些具體結論任意地規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學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剝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學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來裁剪中國政治現實,把復雜的中國政治發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學的政治性片面理解為對現實政治特別是現行法律、政策的單純注釋和論證。總之,我國的政治學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實踐中,努力從實際政治生活中獲取第一手資料,深刻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規律,預測我國政治發展的前景,從而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我國的政治學科才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們也才能創建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體系。在這方面,需要實現政治權威體系和知識界之間的廣泛溝通、交流與合作。

    所謂政治學的學術性,是指政治學作為一門科學,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范疇和方法體系,它對于社會政治實踐的研究應該是科學的、系統的、嚴謹的研究,以揭示社會政治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政治學對政治的關系并非簡單的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學的研究對象、然后才是服務的對象,政治學研究并不僅僅是提供直接解決具體政治問題的“藥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科學理論和方法。有鑒于此,政治學研究就應有其相對獨立性和穩定性,要按照學術活動的固有規律開展其研究活動,特別是其中的基礎理論研究,更是構建中國政治學的關鍵,迫切需要理論的創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特別是鄧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從理論體系、基本立場和方法的層次上把握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和鄧小平理論思想的靈魂和精髓,作為政治學研究的基本指導思想和方法原則;二是對西方政治學理論特別現代西方政治學的新思想、新理論進行系統、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總結中國歷代政治學說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國政治思想發展的源流和脈胳,從而科學地吸收其精華,使之成為我國政治學理論中的有機內容。在前三項工作的基礎上,形成真正屬于自己的、富有中國特色的和時代氣息的相對獨立、自成體系、邏輯嚴密的政治學理論和方法論體系。

    其次,當代中國政治學仍應以國家和政治制度為研究的中心內容。

    當代中國政治學以國家和政治制度為研究的中心內容,這首先意味著必須正確認識執政黨和政府在我國政治發展中的功能。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途徑是改革現行政治體制,但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我國現行政治體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為我國社會經濟、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只能坐等這些條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種看法實際上忽視了執政黨和政府的能動作用。從最終意義上中國的政治發展固然受制于國家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但執政黨和政府的積極引導,制度或政策正確,措施得當,便可以成為其強有力的推進器。政治學理論工作者在這個問題上應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如政治發展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辯證關系,政治體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與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有關,如何克服。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憲法早已明確規定人大是國家權力機關,但在國家實際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權力和職能并未得到充分發揮,其人員配備、機構設置和法律規定等方面均有與其職能不相適應的地方,究其原因,僅僅從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恐怕難以有足夠說服力的解釋。要真正做到十五大報告所要求的:“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委員會依法履行國家權力機關的職能”,我們黨和政府的積極努力和創新精神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在這方面,政治學理論工作者應緊密結合政治現實,深入調查研究,并進行科學縝密的論證,及時向黨和國家決策部門提供切實可行的實際思想和具體方案。

    當代中國政治學以國家和政治制度為研究的中心內容,還意味著必須加強對制度建設的研究。對中國這樣一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制度建設“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雖然作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也已經確立,但它們并未達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與其相適應的具體的政治體制更存在著種種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就成為現階段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中之重,也是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重中之重,具體說有以下幾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人大的立法和監督職能,改善人大的組織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加強人民政協的建設,進一步改善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擴大政治協商的內容和形式,加強民主黨派的自身建設,充分發揮民主黨派的政黨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強直接民主制度建設,主要是加強城鄉群眾自治制度和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設,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四是要研究如何進一步加強選舉制度建設,嚴格執行選舉法,并在基層民主選舉中引入競爭機制;五是要研究如何進一步完善政治監督制度,包括同體監督制度與異體監督制度,實現以權力制約權力。

    當代中國政治學對政治制度的研究還要把靜態方法與動態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中國政治學對政治制度問題的研究并不僅限于靜態的規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而且也包括動態的政治運行機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觀政治結構中如何使黨、政權組織同其他社會組織的關系、各國家政權組織之間的關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層之間的關系,依據民主原則形成明確的制度規范;又要研究在微觀政治結構和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如何把民主原則同執政黨的領導方式、組織方式聯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項職能和工作聯系在一起,同各級領導干部的選拔任用聯系在一起,同人民群眾的民主實踐聯系在一起,用溝通、創議、協商、選舉、決策、監督、罷免、復決等具體的、制度化的程序來體現人民對國家的統治權和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從而建立和健全人民當家作主行使民主權利的政治運行機制。對上述這些問題的研究正是中國政治學的現實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國政治學研究方法和理論進一步繁榮發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應將規范方法與經驗方法有機結合起來。

    政治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它和自然科學既有某種相似性,又有著迥然不同的一面。說兩者相似,是因為它們都以揭示客觀世界(包括自然界、社會界和人類思維等領域)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己任。就這個意義而言,采用自然科學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圍內對政治現象作盡可能準確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動的變化和發展過程及其規律性。應該說,這是政治學科本身發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學畢竟和自然科學無論在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異。自然科學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覺的、根本無需人參與的自然過程;而政治研究的則是社會領域這一大系統中最為復雜的社會政治現象,其中活動的都是有意識、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動主體——政治人,這就決定了政治學所涉及的對象在量的表現上大都呈現出模糊性和規范性。因此無視兩類科學性質的不同,醉心于運用自然科學的技術手段對人的政治行為,對錯綜復雜的常常是隨機的政治現象作微觀上的“數量確定”和精確描繪,企圖使政治學成為一門和自然科學一樣的“純科學”,是失之偏頗的。在西方政治行為主義從風靡一時到陷入困境,在相當程度上正是過分強調了政治學的實證性和精確性,限制了政治學研究的范圍所致。而后行為主義政治學則把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靜態研究與動態研究、經驗—科學方法和規范理論方法有機結合起來,既研究個人的政治行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這類微觀的政治現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組織結構及其變遷,政治體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觀的政治課題(注:參見拙作:《后行為主義政治學述評》,《學習與探索》1997年第3期。),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為主義的缺陷,彌補了它的一些不足之處,使當今西方政治學理論和方法論體系更趨嚴密、完整、成熟。

    在我國,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尚處于起步階段。我們應注意有選擇、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重走其在探索過程中走過的彎路,防止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既不能囿于“學究式”的、“高層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籠統的哲學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強調“科學方法”的運用而忽視了對政治現象的定性分析,不能過分追求政治學科的“科學性”而忽視了政治學經驗研究的理論前提和基礎的探討。

    當然,由于我國的政治學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還基本停留在類似于政治哲學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著經典解釋、規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機構描述以及歷史探討的方法,因此亟需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經濟方法、階級方法和歷史方法)的基礎上,加強經驗研究或實證分析方法及技術的研究與引進,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術放在突出的位置,借鑒并應用當代科學方法論和數學、統計學、經濟學等學科所發展起來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計算機技術,奠定經驗研究方法論基礎,以及時捕捉政治生活的細微變化和發展,準確、深刻地反映社會現實,進而把它上升到一定理論高度加以認識,這是繁榮我國政治學科的當務之急。必須花大功夫改變以往對政治問題研究的那種抽象的、往往是紙上談兵的方式,要重視調查研究,應用經驗研究或實證分析的方法及技術,形成可供檢驗的經驗理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問題的對策。在這方面,我國一些政治學者已經作了有益的探索,他們深入社會政治生活,采取典型調查法、個案研究法、實證研究法、新制度主義研究法、結構功能分析法、經濟分析法、歷史研究法等各種方法,剖析我國政治的實際運作機制和運行過程,探索政治發展的有效途徑,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這項工作無疑應長期堅持下去,希望有更多的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加入,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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